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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闻关于刘树杞逼鲁迅第三次搬迁住房到地窖之说，似乎无史实可证。据《两地书》记载，鲁迅到厦大只住过两个地方。

●俞兆平

有一则传闻近百年来在学界不断地被转述，这就是鲁迅到厦门大学后遭到校方刻薄、悭吝的待遇，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居然派他去住地窖。像林语堂女儿在美国写的《林语堂传》，内中就有这样的文字:“理科主任刘树杞掌握财权，仗势催肥理科，挤压文科，对鲁迅更多方刁难，三次要他移住所，最后一次派他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，使鲁迅气得‘目瞪口呆，胡须尽翘起来。’”

除住地窖外，生活上亏待鲁迅还有椅子、灯泡的事，可合称之为“三椅”“两灯”“一地窖”。“三椅”指的是，1927年9月，鲁迅《答有恒先生》一文中忆及，校庶务科派人来，“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，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，要去用了。这时我实在很气愤，便问他: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，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？不行！没有搬去。”“两灯”指的是，《二地书四六》:“房中原有两个电灯，我当然只用一个的，而有电机匠来，必要取去其中一个玻璃泡，止之不可。”

“一地窖”指的是林语堂写于1929年《鲁迅》一文中的这段话:鲁迅受刘树杞的气，“刘那时大概是兼总务，三易鲁迅的住房。最后一次，派他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。这回真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，胡须尽翘起来。……这样鲁迅自然是在厦门大学待不下去了。”厦大校方居然如此对待名重一时的鲁迅，自然令人愤愤不平。

但是，林语堂关于刘树杞逼鲁迅第三次搬迁住房到地窖之说，似乎无史实可证。据《两地书》记载，鲁迅到厦大只住过两个地方。1926年9月4日夜，林语堂等接他到校，即暂住在生物学院的三楼，此楼约在现在的白城一带，镇北关至演武场之间的小山岗上，抗战时厦门沦陷，被日军拆毁。当时鲁迅住下后，第一感受是“此地背山面海，风景佳绝”。9月25日下午，鲁迅搬迁住房至集美楼楼上左边第二间，第一间住的是孙伏园和张颐。鲁迅对集美楼还算满意，“比先前的静多了，房子颇大”“然而‘有利必有弊’，那‘弊’是看不见海，只能见轮船的烟通。”此后在《两地书》中再未见有鲁迅搬迁的记载。

不过，校方要鲁迅第三次搬迁住房倒确有其事，可能是由这点造成林语堂的误传。《两地书九六》:“伏园走后，庶务科便派人和我商量，要我搬到他所住过的半间小屋子里去。我即和气回答他:一定可以，不过可否再缓一个多月的样子，那时我一定搬。他们满意而去了。”孙伏园12月18日就从厦大离职，“直往武昌”办报去了，当时他和张颐合住一屋，可能是隔成两个小间，仅鲁迅现住的一半大。鲁迅用的是缓兵之计，要求延后一个月，因为到那时他人已在广州了。如此双方都满意，皆欢喜。

由于林语堂日常不太关注琐事，像鲁迅对他放任其手下襄理黄坚（白果）就有过看法。他估计是误听了传言，把“搬到半间小屋子”，听成驱赶鲁迅去住“理学院大厦的地窖”。林语堂还把账算到刘树杞的身上，因为林是文科主任，刘是理科主任，在理科与文科的矛盾中落败于他，感情好恶所致，便迁怒于他。以林语堂的声望与经历，加上鲁迅是由他引荐到厦大的，他所叙述的当然具有某种权威性，学界及民间一些人便信以为真，以讹传讹了，在鲁迅“厌弃”厦大的传闻加上重重的一笔。

至于“三椅”“两灯”之说，也确有其事。但在鲁迅“大发其怒”之后，“器具就有了，还格外添了一把躺椅，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。”当时的总务长为周辨明，外语系主任兼总务长，他亲自督运，可见校方对此事的重视。是否也可这样理解，因厦大初办不久，机构规模不断在扩展中，教员所需的日常用具准备可能有所不足，如若庶务科人员所执行的是校方统一规定，似乎也无可厚非，不必过度发挥，更不宜以今天的生活标准去衡量。

来源：厦门日报